今年6月6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了一波重要的绿色动能——地热能院士研究院（通州）诞生。研究院由北京万江新能和中科院汪集暘院士团队牵头成立，这也是北京向能源绿色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院士汪集暘领衔研究院，不仅聚焦技术研发，还将覆盖高端制造、勘察设计到工程建设等多个环节，贯通地热能全产业链。

在我国乃至国际地热界，汪集暘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我国著名的地热和水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成为中国地热界第一位院士。近日，投资北京杂志记者采访了这位年近九旬仍奋战在地热能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采访过程中，精神矍铄的汪集暘院士思维敏捷、幽默风趣，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024年6月6日，地热能院士研究院（通州）成立，汪集暘被聘为首席科学家

1935年，汪集暘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严墓（今铜罗）迎春桥畔，他的父亲在两浙盐务管理局（当时浙江分浙东和浙西，故称两浙）担任会计，母亲是上海浦东人，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后到严墓小学教书，担任过7年校长。书香门第的良好家风让他从小便沉浸在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的求学之途一路辗转，但心中锚定的是最高学府清华北大。

“1952年，我参加高考时，填报3个志愿15个学校，我的前几个学校都填的是清华北大不同专业方向，但15个学校最后没得填了，填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当时的地质是冷门，所以当时高考志愿凡是填地质学院的合格学生就全收了。”汪老笑着回忆70多年前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

就这样，不满17岁的汪集暘考入有“中国地质黄埔军校”之称的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1952年考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校区是北大工学院的房子，在端王府夹道。后来到了1955年夏天才搬到了五道口。”汪集暘回忆说。

1958年底，正在西北实习的汪集暘被一通电话紧急召回北京报到，准备前往莫斯科留学。紧接着他就坐上了年底前往莫斯科的最后一趟火车，次年元旦正好抵达了那座陌生的城市，开启了将近4年的留学生涯。“当时因为语言不通还闹了不少笑话，看着城市里到处都写着英文字母‘M’，还感叹莫斯科的生活水平很高啊，到处都有卖牛奶的，后来才知道‘M’其实是地铁站的标识。”汪集暘谈笑风生地回忆初到莫斯科时的情景。

1958年至1962年间，汪集暘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西西伯利亚溴点地下水的工业利用》。为完成学习研究，他经常深入秋明油田实地踏勘。1962年取得副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99年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合并成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因为表现突出，1984年，汪集暘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为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东南沿海地热研究项目野外考察（右三为汪集暘院士）

汪集暘讲述自己对地质的最初认知，是来自他的舅舅朱庭祜先生。朱庭祜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学家，那一批地质学家共18人，号称“十八罗汉”，他对新安江等大型水电站的水文、工程地质工作立过大功。

在一篇题为《我跟着舅舅学地质》的回忆文章里，他曾深情地记述：“1950年初中毕业后，我寄住在舅舅家里。那时候舅舅在浙江大学任教，经常带学生去正在勘察的黄壇口、新安江水电站坝址作工程地质调查，每次都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岩矿标本，非常好看。”这也是汪集暘对地质学科的最初印象，舅舅朱庭祜先生是他步入地质地热行业的领路人。

自1970年响应李四光先生号召做地热研究，汪集暘与地热打交道已有50多个年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代地热学者，号称“热一代”。汪集暘回忆说：“1970年，当我听到李四光在天津主持‘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动员大会’的消息，备受鼓舞，想到自己在留学期间学到的地热科学知识终于能报效祖国了，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回忆起1970年自己参与建设我国的第一座试验性地热发电站的那段时光，汪集暘不胜感慨：“一开始，我们搞了广东丰顺汤坑邓屋地热电站，出水温度91摄氏度，但是发电仅有300千瓦，今天在原来的世界地热图上还能找到这个点。”汪集暘坦言，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地热开发利用的春天到来了。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时的甘苦只有当事人体味最深。“我们是在李四光的号召下‘下海’，投身地热开发事业。我说这不是‘下海’，这是‘上刀山、下火海’。”

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如今虽已年近90岁，汪集暘依然始终心怀报国之志，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勉励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对国计民生起作用，我们不但要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更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工程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脚踏实地为国家做一些事儿。”

多年来为地热发展奔走、振臂鼓与呼的汪集暘欣慰地表示：“原来大家不知地热为何物，到今天才认识到地热的确不错。”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在新能源大家族里，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相比，地热能源是最现实且最具竞争力的能源之一，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潜力巨大。

2009年，汪集暘在西藏考察地热

谈到北京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汪集暘总结为“有需求，也有可能”。他进一步展开说：“北京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包括浅层、中深层地热资源，因为北京从地质构造上是冲积洪积扇，地下水从西北方向往东南方向流，温度越来越高，直到通州，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底下的砂卵石非常多，因此具备非常好的条件开发地热资源。再到雄安新区，地下的条件也是得天独厚，完全可以使用地热作为能源供暖制冷。”

作为首都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率先明确不再新增独立燃气供热设施，加大绿色电力在热泵及储热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因地制宜利用中深层水热型地热、浅层地热能、中深层井下换热资源、空气能和城市余热资源，推动供热方式由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加快实现电气化、低碳化，助力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23年10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新能源供热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通过规划引导、资金支持、强化管理等综合措施，全面提升新能源供热发展水平，实现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比例应用、高水平管理。

之前出台的《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积极推动新建区域、新建建筑应用浅层地源热泵供暖。到2025年，新增可再生能源供暖面积4500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服务面积达到1.45亿平方米左右。

对此，汪集暘颇为自豪地说：“我国的中低温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从2000年开始直到现在始终走在世界领先地位，这是国际公认的。”

他描绘了地热能开发的终极模式，就是大力发展“地热+”，将地热这一地球本土的未来能源和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可再生能源，诸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结合起来一并加以开发利用，打造多能互补储/供能系统⸺“地球充电宝”，真正做到“多能互补、一能多用”，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地热+”的内涵被他生动地概括为“天（太阳能）地（地热能）合一”“动（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静（地热能）结合”。

这位地热院士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次实现了奥运会历史上全部场馆100%绿色供电。其中，地热当仁不让地扮演了重要角色：使用地热能供暖制冷，实现零碳供暖；利用地源热泵、太阳能进行建筑供暖、供冷及提供生活热水。

汪集暘培养出众多“地热人”，“汪门地热”正一代代接续下去，为中国地热发展发光发热

2024年6月6日，地热能院士研究院（通州）的成立，不仅彰显了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实力，也为地热能的持续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实现国家“双碳”目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院的成立也有助于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推动地热能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为地热能培养更多优质人才，组建起更完备的人才队伍。

汪集暘既在科研之路上奋力前行，勇攀学术高峰，又悉心引领学生，如同明亮灯塔照亮学子求知航程。他以自身的科研热忱与卓越能力，言传身教，对学生倾囊相授，成为一代代学生逐梦路上的引路人。

汪集暘的得意门生，也是“汪门地热”第三代传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孔彦龙多年来受汪集暘指引，不断创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采访时他说道，在他心中，导师就是他的偶像，无论是学术科研还是做人处世都让他受益终身。在他看来，地热能不仅储量丰富，还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特征：稳定、低碳和可再生。稳定是指地热能可以一天24小时持续输出基本稳定的能量，不受天气、昼夜、季节影响；低碳是指地热能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很少排放二氧化碳，是典型的非碳基能源；可再生则是指地球正处于青壮年期，地热能可从地球深部源源不断地向浅部传输。

地热曾经是冷门，却在像汪集暘这样一批奋斗者的“呵护”之下不断升温。汪集暘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汪门地热”微信群，并自豪地说：“我们‘汪门地热’开枝散叶发展到第四代了，聚集了300多人，分布在高教、科研等领域。”

“汪门地热”正一代代地接续下去，为中国地热发展发光发热。

来源：投资北京杂志